差不多一百年前，當以福特，通用等一批象征工業革命高潮的大企業，逐漸成為影響美國社會的主流力量，當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，通用總裁斯隆等開始成為美國 社會呼風喚雨的大人物。這時的美國，以報紙為首的媒介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：早在1810年 美國就有了376家報紙，到1828年已達到將近900家。這時的美國，以哈佛，哥倫比亞等一批“長青滕大學”已走過了一兩百年，美國的中介服務與監督組織如律 師事務所等，也已經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角之一。
事實上，在美國甚至包括日本在內的整個西方企業家階層，他們并不是社會變革的先驅階層，當企業家階層形成的時候，構成中產階層的主要力量如作家，教師，律 師，會計師，公務人員，小業主，記者早已成為社會活動的主角。真正的企業家階層和職業經理人階層，其實也就一百多年的歷史，這才有最近去世的德魯克會自豪 地說：管理學，那是我開創的學科！
這種格局告訴我們，企業家階層做為現代工業革命的推動者，同時也是市場經濟與法制社會的產物。用大白話說，企業家創造財富，同時，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制度（政府）與法制社會（監督），那么企業家自己也不會被創造出來，至少不持續。
比如我們簡單分析一下西方企業家發展歷程，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在市場經濟制度之下，存在著三個平臺的共生與共贏，這就是企業構成的操作平臺，媒介構成的理 性平臺，以及大學、研究機構與咨詢公司等構成的思維平臺。
這三個平臺的作用，頗像政治上的三權分立的作用：既相互獨立，相互監督又相互依存。企業的操作平臺強調的是結果，即如何通過資源整合，創造利潤。理性平臺 提供的是第三方公正，這種公正和客觀源于制度保證與職業道德：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在1923年頒布了新聞工作準則；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1926年正式表決通過道德規范。而大學、研究機構或咨詢公司為企業提供方向與手段，源于這類中介組織的生存邏輯是：他們靠賣知識為生。
象近年來安然、安達信這類公司的倒閉，很大程度就受益于媒介的第三方推動。我們很難想象，沒有媒介的第三方公正，安然或安達信這類世界一流公司會如此快地 倒閉。我們也很難想象，如果沒有亞當斯密，沒有泰勒，沒有德魯克等等經濟或管理大師，沒有一大批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存在，今天的企業會是什么樣？
中國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，同樣，中國社會結構也是從計劃體制轉型而來的。我們的轉型政策是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”，用在社會結構上，就是“讓 企業先強大起來”。這種轉型政策下的企業家階層，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變成了一枝獨秀：企業家將操作平臺，理性平臺，思維平臺“三位一體”——企業家既代表了第三方對自己的評價，也代表了業界“大腦”對未來和發展 道路的指引，更不用說一手控制的企業操作平臺了。
這樣的結果是，企業無論大小，企業首腦都在有意無意地在制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，都在用權力或金錢誘使下屬對自己 “神化”。 所以，我們也就不奇怪這二十多年來，那些落馬的企業家，大多是自我放大到極至之后，樂極而生悲。有幾個真的在媒介揭露下倒臺的？又有幾個在實踐新理論時完 蛋的？
當改革開放過去二十多年后，我們的政策已經開始調整為“建設和諧社會”，而不是簡單的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當企業家們在興高采列地慶祝 自己的企業多少周年的時候，他們可能忘記了兩點：
一方面，與企業共生的其他部分，比如媒介，比如大學或研究機構發展到什么程度了？顯然，企業作為社會共生體的一部分，沒有其他平臺的發展，企業平臺的興盛 就可能不過是個泡沫而已。如果要單純談市場繁榮，那“清明上河圖”描繪的興盛又為什么會是曇花一現？
另一方面，中國大部分企業的成功經驗是在雙軌制下突圍而來的，是在缺乏足夠媒介平臺監督，缺乏思維平臺支撐的情況下形成的，這種成功經驗其實非常狹隘。在 新的市場經濟制度與和諧社會環境下，接下來就反而是這批企業家的不適應：他們的成功經驗已經過時。
由此來看，我們可能就不那么興奮了。當我們的商業界只有企業之操作平臺，缺乏思維平臺對規律的提示與對未來的把握，缺乏理性平臺之第三方公正，那么企業家 就像三支腳的桌子只剩了一只腳，除了將這支腳的能力放大來支撐這張桌子，他又有什么更好的辦法？
在我看來，人放縱自己的成就感，實在也不算是多大的罪過。人畢竟不是上帝，人之為人便在于人是一個經常犯錯的無知生靈。真正可怕是在這種放縱下去把企業做 大做強，那將會是個什么前景？
所以，不講前提地一味鼓勵企業做大做強，甚至在既得利益的收買下去為企業家制造“良好輿論環境”，不僅是對企業家一種不負責任，而且將會給我們這個社會帶 來巨大的不確定性。經營企業顯然是一場馬位松，而不是一場百米短跑。如果有人用百米短跑的辦法在跑馬拉松，真不知道那些為此加油的口號，是出于不懂？還是為了一已之利而別有用心？
我們要記住一個基本的前提，那就是中國企業的改革，是根植于中國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來的。由此，我們需要從社會變革的層面，來看待中國企業改革與企業家階層的形成：
第一，我們選擇了建設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目標，市場就會帶來社會組織的分化。企業的一枝獨秀，就是這種分化的一種表現，過去國營企業，國家媒體，國家大學或研究機構這種“國營”體系，分化成“企業國退民進”的局面，這是一種進步的表現。
第二，分化并不是我們的目的。分化的目的是為了在更高層面的整合與協調，推動社會的發展。所以，在目前企業或企業家一支獨大的現狀下，我們顯然不能一味鼓 勵企業更加一枝獨秀，而是要提醒那些放大自我的企業家，當市場經濟制度正在完善，與此相應的媒介平臺與思維平臺正在逐步建立起來的時候，不適應新形式的可能恰恰是我們這些優秀企業或企業家！
現實也正在證明這種判斷。從德隆現象，到伊利現象，到創維現象，甚至近來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臺，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看，而是把它們當成一個整體去看的時候，會發現這些事件構成了中國企業，特別是民營企業成長歷程中一個明顯的“坎”。
這個“坎”的意義是，當中國企業成長狀大的環境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候，是政府的正規化，法制化努力，是媒介日漸強大的第三方公正，以及大學研究機構走 向獨立的思維導向，導致那些基礎不穩的民營大企業崩盤，而不再是政府的行政干預與權力干預，導致民營企業經營困難。前一段科利華，托普，德隆等一批企業的興衰，只不過是這一環境變化的一個先兆，接下來，我覺得將會有更多所謂的優秀企業面臨這一挑戰。
盛世德才獵頭顧問總結:沒有英雄的現實是寂寞的，但只有英雄的現實則是可悲的，企業家階層作為社會中產階層的重要力量，在社會這樣一個大系統中，它的強大顯然有賴于與其他利益群體與社會組織的共生與共贏，有賴于這一利益群體接受其他利益群體制約與監督。當道坎橫亙在前進道路上，那么這種無形的坎就將成為一種機制：一個企業家現在 還不太習慣接受，但卻不能不習慣接受的機制！因為那道坎的名字叫淘汰。 |
